论国共两党两军在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与作用

作者:岳思平  来源:原创  阅读  次

论国共两党两军在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与作用

 

岳思平

 

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抗战胜利,是近代以来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伟大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点,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人类进步、和平与正义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目前,社会各界对中国抗战问题关注度极高。其中,关于国共两党两军在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与作用,成为不可回避的最为敏感的热门话题,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的甚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说成是国民党抗战、共产党不抗战,或者说是国民党及其军队与正面战场发挥了主要作用,蒋介石是第一号的抗日民族大英雄等等。这既是历史问题,又成为现实性很强的政治问题,成为了政治安全问题。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就是以所谓超党派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站在国家、民族、人民利益和国家统一大局的高度进行评价,才算客观公正。如果从表面现象看,其立意和角度似乎高人一筹,是无可非议的。究其原因,除了有的不完全系统深入了解掌握纷繁复杂的抗日战争史外,有的则采取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进而把新中国、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抽象化。如果将以上两者对立起来,有的甚至达到了颠倒黑白和混淆视听的程度,那就恰恰保持了与国民党利益的一致性和维护了旧中国的合法性,从而直接否认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与新中国的合理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众所周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共产党与新中国、中华民族、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已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必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正本清源,以正视听,对于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进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社会进步到今天,我们既不能强词夺理,也不能简单说教,或仅仅凭借几句口号和简单结论,那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前提是必须恪守正确的思维方法,坚决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片面认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维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理服人,依据事实说话,全面和历史地对具体情况进行阶段性地分析。关于国共两党两军在中国抗战的地位与作用,无论彼此,该肯定的就要肯定,该否定的就否定。我们不仅要为新中国、中华民族、人民和共产党负责,而且也是科学地对历史负责,这是责无旁贷的。

 

众所周知,在如何评价国共两党两军在中国抗战战略地位与作用,即谁抗抗战谁不抗战、谁抗战地位高低和作用大小之前,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解答的,就是国土如何丢失的,日本是如何从沈阳柳条湖打到北平卢沟桥和上海虹桥机场的?换句话说,日本为什么在侵占东北后,进而侵入华北、华中和华南的?除了敌强我弱的根本原因外,就中国内部来说,则与国共两党两军的表现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抗战14年,前6年即1931年至1937年是中国局部抗战阶段;后8年即1937年至1945年是全国抗战阶段,即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局部抗战阶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包括关东军1个师团和退伍军人、警察共2万人的日军,战胜了拥有10余万(一说近20万)的东北军;进而在短短的4个半多月中,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3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从此,东北近3000万同胞陷入苦难的深渊,开始了长达14年水深火热的生活。这难道都是张学良的责任吗?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即反共第一、抗日第二和不抵抗的政策没有关系吗?随后,日本帝国主义乘势制造了1932年的淞沪“一二八事变”和1935年的“华北事变”。尽管国民党军前线广大爱国官兵,不畏强敌,浴血奋战,进行了第一次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尤其是第29军大刀队扬威长城喜峰口,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等一个个丧权辱国的协定,致使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继中国东北国土沦丧后,华北、华中部分权益继续丢失,致使广大前线爱国官兵的鲜血基本付之东流,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其中,《塘沽协定》规定长城以南冀东22县为中国不得驻军的非武装地带;《何梅协定》规定撤退河北省中国驻军,禁止中国的排日活动等。甚至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1个月后即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上,仍没有放弃以“长城为疆界”即承认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今河北省承德地区)为代价,求得与日妥协,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推动着局部抗战的进程。九一八事变前后,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和赵一曼等一批共产党员,由关内到达东北,或直接创建反日游击队,开辟东北敌后战场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或直接参加义勇军的工作,有200余名共产党、团员参加的东北义勇军一度发展到100余个县、3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和影响下的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形成了高潮,打响了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随后,共产党领导了以1935年“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又一次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倡导和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全国抗战的实现创造了政治前提;其独立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3万余人,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高潮,成为坚持东北和中国局部抗战的主力军,迟滞了数十万关东军全面侵华的步伐,在战略上配合了全国抗战的到来,并一直坚持抗战14年,直到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这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形成了极大反差和鲜明对比。

 

全国抗战时期,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战略阶段。在战略防御阶段,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抗战是比较积极的。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显而易见,即使著名的庐山谈话,蒋介石仍存在与日和谈的幻想;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予以积极的评价:“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页。)直至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其抗战方针和政策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先后进行了淞沪、太原、徐州和武汉会战等,发挥了主战场的作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

 

这一战略阶段,八路军首取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后,以3个师的主力参加太原会战,先后取得雁北关和阳明堡等战役战斗的胜利,从而成为国共两党两军在整个抗战期间战役战斗上配合最好的一次作战。八路军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鏖战在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捷报频传。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相继进行了蒋家河口和韦岗等战役战斗,驰骋于大江南北、江淮河汉之间,连战皆捷。从而发挥了战略支队的作用,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共同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和1至3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同时,在全国抗战初期的太原会战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均参与了战役指导的重大问题。中共地下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卢沟桥抗战时的第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中共党员,第110旅长何基沣随后参加共产党,台儿庄冲锋陷阵的第2集团军骑兵连长刘兰斋和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等均是共产党员。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中国全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被迫转入长期战后,由以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为主,逐渐移其主力打击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认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军民是日军的最大威胁和心腹之患,寻歼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摧毁抗日根据地日渐形成重中之重。对于这一点,我们从敌人的文献中,也可以得到有力的佐证。日本陆军省决定在治安地区进行必要建设与施加军事压力相结合“逐渐形成工作重点”;“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第70页。)。如其华北方面军决心“通过讨伐作战,全部摧毁匪军根据地”,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对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因此,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积极具体地开展各项工作,并且努力尽快恢复治安。”关于作战问题,要利用增兵的机会,“除计划扫清黄河以北敌军外,主要应对共军根据地进行歼灭战。”(《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362、365页。)据此,从战略相持阶段起,关内侵华日军集中58%至75%的日军和以国民党军正规投降部队为主体组成的90%至100%的伪军,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其残酷性、野蛮性和频繁性,均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进行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略攻势”。于是,从1939年6月至1940年7月,对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代号“桐工作”的诱降工作。期间,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一时间,国统区大后方人心躁动,中间派对时局悲观,亲日投降派又异常活跃起来,蒋日妥协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仅仅抗击了日军有限攻势,取得了昆仑关大捷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有限的几次战役的胜利,大部分时间出现了多年的沉寂状态,基本保持了战线的相对稳定。值得称道的是,其组成的中国远征军直接抗击日军对缅甸的进攻,支援英缅军作战,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种情况下,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的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正式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会后,蒋介石秘密颁发《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 从此,在积极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连续发动以晋西事变和皖南事变为重点的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平江、竹沟等数不清的惨案,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战员与抗日志士,这不能不说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令人遗憾和痛惜的一页。

 

在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坚决执行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任务,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百团大战的胜利,打得日本帝国主义惶惶不可终日,惊呼对“对中共再认识”。华南抗日游击健儿活动在南粤五岭地区,时有斩获。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大显神威风,铁道游击队、雁翎队和敌后武工队层出不穷。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为此击节叹服,在《日本大陆战略的危机》一文中写道:第二次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美国新闻处纽约电,1945年7月9日。) 仅1941年和1942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就粉碎了日军1000人以上至万人的“扫荡”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扫荡”达27次。实事求是地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反“扫荡”面对的日军兵力,多次达到或超过正面战场号称20余次会战中的日军规模,更不用说在此后发起的攻势作战行动,我们只是没有称会战罢了。战略反攻,包括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在战略反攻阶段,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反攻。1943年下半年,八路军山东军区的抢占沂鲁山区、诸日莒山区战役和第129师、冀鲁豫军区发起的卫南、林南战役,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1944年,战略反攻的局部反攻普遍展开后,敌后战场的春、夏、秋、冬季反攻势头强劲。1945年上半年,八路军和新四军持续发动了春、夏季攻势作战。8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军民迅速展开全面反攻,一直持续到日本帝国主义于9月2日正式签字投降。1945年8月9日至年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方面为和平民主努力,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防止内战发生;另一方面继续与帮助国民党军队的日伪军作战,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一次作战,少则俘虏日军100余人,多则上千人。如八路军11月临城战斗中歼灭日军1500余人,新四军12月高邮作战中俘虏日军890余人。中国抗战胜利前后,日军和伪军为什么帮助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呢,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在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军除进行了豫西、鄂北、湘西作战、收复广西桂柳和以中国驻印军、远征军反攻缅北、滇西外,基本上没有大的作为,却造成了1944年4月至1945年2月正面战场的又一次大溃败。豫湘桂作战,国民党军损失近 60万人,丢失大小城市146座、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同胞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中国抗战后期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极为有利的形势下,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如此表现,蒋介石国民党与政府是难辞其咎的。究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以来实行军事消极防御方针和政治腐败的结果。

 

如何正确综合评价国共两党两军在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与作用,除了以上进行具体阶段地分析外,同时对某些热点问题必须加以剖析。

 

一说,共产党在抗战中坐大了,究竟如何呢?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国民党军队约200万人,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11万余人。至1945年9月中国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军队扩大到520余万人,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约132万人。前者多于后者近400万人。国共两党的军队究竟谁多谁少呢,对于这样一个简单数字连小学生也不会算错吧?如果说共产党坐大了,不是军队人数,而是社会政治地位和人心坐大了,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全国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在全国人民的社会政治地位与作用此消彼长:蒋介石国民党由比较得人心到大失人心,其执政地位逐渐动摇;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其影响由开始在解放区逐步扩大到国民党统治区,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显著提高,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所拥护。这是民心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这一独特的政治优势,是国民党无法比拟的。

 

二说,毛泽东曾经说感谢日本人,似乎共产党主席出此言,使人无可辩驳?这是事实,并且不止一次。毛泽东从20世纪五六年代起多次接见访华的日本人说到这一问题,如日本帮了我们中国大忙;假如日本人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教育了你们等等。对此,除了对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具有灰谐幽默的语言风格暂且不论外,其作为辩证大师的深刻哲理是有目共睹的。其真谛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反面教员、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才是本意。俗话说,锣鼓听声,说话听音,断章取义曲解毛泽东话的实质,是没有意义的。毛泽东感谢自己对立面的人,不乏其例。他还多次感谢过蒋介石、美国人和赫鲁晓夫等人呢!

 

三说,关于歼敌人数战绩问题。敌军包括日军和伪军。如果就歼敌人数来说,拥有170万至520余万,曾多达650余万的国民党军队仅歼灭日军80余万人,而共产党领导的包括东北抗日联军在内的11万至约132万人民军队共歼灭日军70余万人,前者多于后者。继而加上歼灭伪军的数字,后者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那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歼敌约190万人,就远远多于前者了。显然,国民党的军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说,共产党及其军队主要在后方作战,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在前方作战。这是对敌后战场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误读或曲解。敌后战场是相对于正面战场而言的敌人侧后方,即敌人的眼皮和鼻子底下,恰恰是处在敌人的占领区内的抗日最前线,而不是有人理解的相对于前方的后方。至中国抗战结束时,共产党领导军民在19个省、区建立了人口约1亿、面积达约100万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据地,这是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手里寸土必争夺来的。日本投降时,国共双方的军队谁离敌人远呢?又是谁在着急、让美国帮助运兵到前线呢?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还有的说,国民党军在敌后建立了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不是也有敌后战场吗?这是与共产党军队的两种性质不同的战场。试问国民党军队的这两个战区主要作战对象是共产党还是日本人呢?请尊重一下历史吧!

 

五说,关于伪军的来源问题。伪军被老百姓称为二鬼子,难道也是抗战的吗?但其主要来源为什么是国民党军队成师、成军的建制投降的部队呢?1944年底,伪军增至78万余人,超过当时关内侵华日军的76万余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庞炳勋以下投降的将官至少达60余人。这些伪军在抗战胜利后的几个月内,除部分反正外,基本上被国民党军队收编,与日军一起帮助国民党军队打解放军。其目的是“配合正面国民党军,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11页。)、“共同消灭共产党”(《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1页。)。这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吗?

 

六说,冈村宁次。其人从参与发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作战参谋,至1945年9月战争结束前一年已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是一个杀人如麻、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本应处以绞刑。却在1949年1月被国民党政府宣判无罪,继而1950年被蒋介石聘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七说,国民党也提出了持久战方针,试图否认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理论的光辉。众所周知,毛泽东的著名论著《论持久战》,科学地指明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出路和前途,有力地批驳了甚嚣尘上的“亡国论”和“速胜论”,从思想和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成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理论指南和强大精神武器。然而,一种说法是蒋百里于1937年12月《国防论》中第一次提出了持久战理论,断言是提出持久战理论的第一人。我们可以说,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与毛泽东于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相比,诚然是蒋百里早于毛泽东。但毛泽东于1935年12月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科学提出和阐述了持久战的论断,实际上早于蒋百里两年多。另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也是主张持久战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此说没有认识到两种持久战理论质的区别。战略相持阶段的理论,是共产党和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精彩独到之处。毛泽东认为,持久战的持久和长期性,具体表现在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的三个阶段中。其中,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恰恰是实现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成为转变时局的枢纽。其实质在于经过长期战争从战略上消耗敌人的力量,积小胜为大胜,由敌强我弱、敌攻我守,走到力量平衡、敌我相持,逐步达到我强敌弱、我攻敌守,取得抗日战争的主动权。而国民党主张的是持久消耗战,先后以南京、徐州和武汉失守,作为划分战略阶段的标志。1938年南岳军事会议后,则把中国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时期和战略反攻时期,或称第一和第二时期,企图以空间换时间,主张两阶段论。这样,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不赞成三段论,就把战争的持久与长期性变成完全抽象的东西了,成为实质上穿着持久战外衣的速胜论。是否承认中国抗战有一个改变敌强我弱关键的战略相持阶段,是两种持久战理论上的根本区别。

 

八说,关于抗战中的国共两军将领的宣传问题。应加以区分,不能一概而论。一是在抗战中牺牲的军队将领,无论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均应一视同仁,大力褒奖。如戴安澜、张自忠和左权、彭雪枫等。1938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对第9军军长郝梦龄等人高度评价,赞誉他们无不是“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表示“真诚地悼念”和“永远纪念他们”。二是对参加抗战中的国民党军队其他将领,不仅看他的一时,而且更为重要的观其一世,与其后的政治倾向联系起来。是否站在人民一边,是为新中国还是为旧中国而奋斗和牺牲,是要进行具体分析的,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其一生有益的东西。

 

至于国共两军在抗战中各牺牲了多少将领,谁的军衔最高等,原则上两者没有可比性。在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前提下,国共两军用的是同一番号,即蒋介石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属下的国民革命军。但共产党军队的编制是8年一贯制,八路军始终是一个集团军,新四军则是一个军。同为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时的师长,在八路军中一直是师职;而在国民党军队中则不然,诸多晋职为军长和集团军总司令等,被授予少将、中将和上将等。如左权于1937年8月八路军改编时任副参谋长,至1942年5月牺牲时其职务高低没有变化且没有授军衔。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将领,除个别因工作需要授衔外,基本上未评军衔。据不完全统计,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牺牲的正旅职干部约200名,他们应授予什么军衔呢?

 

综上所述,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国共两党两军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努力的程度不同。战争是敌我双方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综合实力的较量。既要看到军队的多少,战役规模的大小,更应认识到战略、政略指导,人心向背、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战役战斗的胜败如何。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和政府、军队,具有对日抗战和妥协的两面性。在中国局部抗战阶段,其妥协的一面是主要的。在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发挥了主力军和主战场的作用。全国抗战期间,蒋介石、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抗战的一面是主要的,是坚持抗战到底的,为全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中国共产党推动局部抗战进程和决定着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即全国抗战中、后期的进程与最后胜利的结局,成为中国抗战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在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作用是理直气壮的。其主要方面是: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率先高举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旗帜,为唤醒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发挥了先锋队的作用;毅然捐弃前嫌,倡导、维护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全民族抗战的崭新局面;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主张进行人民战争,与国民党奉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依赖外援的片面抗战路线,在是否依靠人民群众的焦点问题上截然不同,从而成为指导全国抗战胜利的伟大纲领;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科学地指明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出路和前途,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成为弱国战胜强敌的理论指南;实行“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页。)的军事战略方针,尤其从改变敌强我弱力量对比的枢纽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起,人民军队发挥了抗战主力军的作用,进行的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作战形式,形成了华北、华中、华南、东北四大敌后战场和独当一面的战略格局,不仅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并与正面战场构成了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进而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没有一个以新中国的国家、民族和人民解放为最高利益、集中代表中华民族觉醒核心政治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就很难想像中国抗战的进程和最后胜利的结局,也就没有新中国,进而就没有国家统一的美好未来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史所抗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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