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冤魂

作者:王宗仁  来源:《从旅顺到东宁》  阅读  次

日本侵略者为维护其在东北长期的殖民统治,强征数百万中国劳工,动用了大量的工兵、步兵和骑兵以及后勤运输部队,还先后两批从日本征用市民和农民6000人,中学生、大学生4000人,参加“勤劳奉士队”。他们还于1934年4月1日在天津建立了大东公司,对关内一些闯关东寻求谋生的人开始加以限制。1935年3月21日伪满颁布了《外国劳动者取缔规则》,规定凡是由关内进入东北的一切人员,必须经大东公司审查,凡取得“合法”资格者发给贴有像片的身份证件,入境时呈经警察官检验并加盖“许可”二字,方可进入“满洲国”。这项政策一直持续到1937年7月。此后“满苏”边境态势趋于紧张,又根据日满经济一体化的要求,重新修订了这项政策,着重加强对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管理。此时,正是一期要塞工程修筑后期,劳工死亡逐渐增多,而又急需大量的劳动力补充,原来那种限制进入东北的政策已无法适应经济和战争的需要,对此,将限制入“境”改为积极招募进入东北做工。大东公司招募的劳工除一部分参与修筑军事设施外,大部分被调遣到满洲各大企业服奴役(如满铁株式会社、满洲炭矿会社、鸡西炭矿,本溪铁矿等),从此,在各地招募的劳工人数又不断开始增多。

 

关内人员进入东北地区一览表(万人)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62

44

36

32

49

98

132

 

日本侵略者为适应战争需要,不仅大肆从关内招募劳工解决燃眉之急,在东北地区也加强了劳动统制。1937年12月14日,伪满制订了《满洲劳工协会法》,翌年一月设立了满洲劳动协会。该会的职能是“调整工人的供求,确保和培养劳动资源”,担负着工人的招募、供应、输送和分配的斡旋;工人的登录及劳动票的发放;工人的训练及保护设施的调整;劳动市场的经营管理及一般职业介绍;有关劳动的各种调查;其他伪满政府的特命事项。该会成立后,加强了劳工管理和招募力度,并严格实行劳工登录和劳动票的发放。1938年登录562105人,直接招募9694人,协助招募19052人。1939年预定登录70万人,预定直接招募60,000人,协助招募120,000人,在该协会的领导下招募60—70万人。与此同时伪满政府与关东州当局协议改组关东州的劳务机构,使之与满州劳工协会建立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实现了伪满劳动的一体化统制。此后不断进行调整,1938年12月1日,伪满颁布了《劳动统制法》,使劳工协会的组织实施纳入“法制”体系,1939年6月30日该会接管了大东公司。

 

1941年9月伪满制订了《劳务新体制确立要纲》,其主要内容是:(一)实行“国民皆劳”,开展“举国勤劳之运动”,加强对赋役及勤劳奉仕的统制;(二)减少历来依靠华北劳动力的情况,动员国内劳动力,确立国内劳动力自给体制;(三)劳务统治从“自制的统制转变为行政之统制,由募集统制提高到雇佣统制”,特别是要“限制商业部门使用人数”,(四)“解散满洲劳工协会”,政府和协会成为一体,在全国展开勤劳兴国运动;(五)加强中央及地方劳务行政机构,设立社团法人“劳务兴国会”。

 

伪满政府加强东北战略基地对劳务体质不断调整,随后又相继制订了《劳动者募集统制法规》、《劳动人紧急就劳原则》、《国民勤劳奉公法》等,从而使更多的中国人沦为劳工,把整个东北变成了“劳工集中营”。

 

关东军在东宁要塞及军事设施等工程中共动用劳工17万,其劳工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勤劳奉士,半年轮换一次,第二种是浮浪劳工,在大街上强行抓捕的;第三种是当地劳工,一般做杂役;第四种是战俘劳工,日本人的特殊工人。关东军强迫中国劳工干着繁重的劳动,遭受非人的待遇,特别是军事工程对劳工的使用是只进不出。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为了保密,防止泄露,劳工要么被折磨死,要么被秘密杀害。据日本老兵中道园一郎回忆:“当年修筑工事的劳工一被送到筑垒地域,就别想再出来,军事工程一结束,关东军就以种种手段将他们秘密杀害。

 

1、日寇役使劳工

 

1933年—1945年伪满政府通过“行政输出”、“勤劳奉公”、“国民皆劳”、“紧急救劳”等途径,采取以招工(骗招)强征等手段,募集劳工17万,秘密输送到东宁要塞及各军事要地,无异于人间地狱。劳工在日军刺刀威逼下从事着危险、艰巨、沉重的军事劳役,有的甚至在病重被致死,绝大多数劳工是在工程竣工后集体惨遭杀害。

 

据目击者李风春介绍说,“1934年3月修筑通沟道路时,有劳工300多人,他们多是关里口音,有的劳工还没有死就被抬出去了,被抬的劳工说‘我死不了,我还能活’,我看到被抬出去的劳工就有40多人呢”。

 

邓莱绪生前痛斥日军的暴戾。他说“1935年6月初6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天我们一行四人(装卸工)在大城子砖厂装车,到喀谷六卸(砖)车时,我看到一个人被日军扒掉他全身的衣服,捆绑在指挥所南面的大树下,我问做饭的老赵(同乡),说这个人叫共产党啊••••••,天没亮就绑在这里啦。我见他浑身是伤又唿满了小咬(蚊子),金翻译(朝鲜族)和一个小胡子的日军拽了一根小树梢子,把他身上的小咬轰走了,一会儿又来了一群小咬把他活活地咬死了,这个人没叫一声疼,没向日军招一句话,真了不起”。

 

1938年3月—1939年6月,在东宁修筑(新兴——东宁)、(绥阳——东宁)铁路的劳工达7万多人。每条铁路被分为几个工区(组),最大的是“松浦组”,劳工两万多人,最小的是“池田组”,劳工3000多人。这些劳工大多是从北平、天津、张家口、大连、彰武、济南等地招(骗)来的,劳工到达东宁后看到四周都是重兵把守的情形,这与招工前的宣传许诺和个人所想象的谋财之路截然不是一码事。

 

劳工一年四季住席棚,没有取暖设施。据当地城子沟村民李宏山介绍说:“劳工冬天穿的是麻袋片,吃的是橡子面、小窝头,吃饱吃不饱就一个,不是冻死,就是饿死,还有打死的,太多了。那时干活叫‘三九点’,早三点起床,晚九点多钟收工,当时劳工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吃日本饭,就得拿命换’,劳工干活提心吊胆,活了今天不知是否还有明天,在铁路两旁不远的地方就一堆一堆的死尸,新招来的劳工又不断地补充,铁路沿线每50米设三个哨兵把守。劳工曾多次集体逃跑,但活下来的人极少,一天中午刚刚收工,有五、六十个劳工突然逃跑,全部被日军打死在距铁路八、九十米处,也不许为死去的劳工收尸,出工时还要劳工排着队从尸体旁边路过,以作示众,从那以后逃跑的人少了。”

 

当年的劳工班长贾满顺介绍说:“我是从张家口乘火车坐轮船,经多次转车招工到东宁的,开始招工没说干啥活儿,听别人说是修机场。从张家口到天津招了5,000多人。住了一个多月,当时跑了不少,其中有些是战俘。从天津上了船到营口,在营口又住了20多天,等上了火车到东宁罗圈时,也就剩下2,000多人。当时是修东宁到老黑山道台子的铁道,一个是‘松浦组’,有20,000多人,一个是‘义和祥’组,有6,000多人,主要是开山和修桥。我当时在义和像组。伪康德5年(1938年)8月的一天晚上,下了一场暴雨,那雨下的真大!一场山洪把住在沟塘子里‘松浦组’20,000多人和工棚一齐冲走了,一个人也没剩下,全部淹死了。后来从延吉和一些地方调来人干的活。”

 

据专门拉尸体的劳工李有才、赵金宝、黄诗义三人回忆说:仅在城子沟修筑军用仓库一个地方,每天用马车运出的劳工尸体就有二、三具,最多时一天拉十几具,整整拉了三年。当年城子沟老百姓称日军仓库是‘阎王殿’。四周的山上都架了铁丝网,隔三、四百米就放一条狼狗,劳工别想出去。刚开始人死了还拉到山里埋了,后来就埋不过来了,随便找个地方就扔了,这附近哪个沟沟坎坎里没有几个。

 

冬天,把劳工尸体一垛一垛地排放成‘井’字型码起来,够装满一车时再拉走,劳工们悲惨入土时还是“衣不遮体”啊!

 

李长清向我们介绍说,“我们在城子沟仓库干活的有近5,000人(奉士队半年一轮换),天天有挨打的,天天有死人的。1940年12月末的一天,一个劳工在喂马的桶里抓了一把豆饼渣吃了,大雪天扒光衣服,扛着一根方木站在豆饼垛上示众,不许他动一下,动一下就打,他坚持不住从垛上摔下来,小鬼子把他又扔进狗圈里,他在昏迷时被狼狗活活地咬死了,死的可真惨哪!”

 

1943年3月15日伪交通部在吉林省榆树县强征劳工,据幸存者孙宝林说:“我是1943年曾在城子沟出过10个月劳工,当时在仓库装卸车的劳工有4、5千人,打坏打伤的天天有,重的抬到隔离室等待死亡,轻的爬起来咬紧牙再干。鬼子天天催工查棚,发现病号就直接弄到隔离室去。那里没医、没药、没人管,连口水都不给喝。有的劳工因潮湿或蚊虫叮咬,胳膊、腿生疮不能出工,鬼子就给弄到医院截肢。我们县这批去了1600人,死在城子沟732人,回来20多人都是缺胳膊少腿的,还有30多人是上下车人抬人放的,将要到家的时候还有五、六个人死在车上,出劳工真是九死一生啊!”

 

李广文告诉我们:“我于1943年3月——1945年8月给关东军第777部队送给养,经常看到那些劳工干着繁重的劳动,每天干12、13个钟头的活,生病了,只要还能动,就得坚持出去干活,要不然就把他们送进隔离棚,一但进去就没命了。除非实在动不了了,才被送进隔离棚,也有的劳工从死尸扒下衣服自己穿上。这种待遇真是连牲畜还不如!干活稍慢一点,监工、把头的棍棒就劈头盖脑地打来,他们无力反抗,只有活活累死或饿死。想跑没门,除重兵把守外还有4道哨卡。这些劳工除一部分是战俘外、大多是从山东、北平、天津招工来的,他们没有回家,却无声无息地死在了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之下。”

 

2、战俘是“特殊工人”

 

要塞里有一部分劳工是中国军队的被俘官兵,日军称“特殊工人”,当地人称“死劳工”(工程结束后将全部处死),在日军的严密监督下没有任何自由。“特殊工人”不同于普通劳工,属于军用劳工,军用劳工不同于奴隶和农奴及一般雇佣。他们没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和人身自由。他们受到超经济力量的束缚,在刺刀威逼下进行非人道的军事劳役,在“军事禁区”内被迫充当无体现任何劳动价值的活工具。大量的俘虏来自山西、河北、山东及其它地方。这些战俘主要分配在127、106、844、3611、570和777部队进行工程作业。

 

“只见劳工进,不见劳工出”,幸存者和知情人及日本老兵亲眼目睹了当年惨绝人寰的真实情形。贾满顺告诉我们:“大肚川仓库有一千多人,粮库那边有少数人,在大肚川有一万五六千人。这里的劳工六个月一轮换。我后来从劳工转为长期工人,当了工头。劳工住席棚,一个棚200多人。在一万五、六千劳工中,当兵的最多,燕老细部队的多,主要是战俘,我领着劳工上下班。我挣2.5块,还发一个大烟,我不管怎么地能吃饱,劳工吃不饱也没办法,都吃那橡子面、菜帮和萝卜皮什么的,冬天就更苦了,把洋灰袋子揉一揉穿上对付着过冬,年年冬天都冻死不少人,也没救”。

 

傅德财说“我在庙沟(第四地区)干了一年,进去时先照像,然后就不让出来。在庙沟口有卡子。后来我在庙沟拉水、拉给养”。“庙沟劳工死海了”。“一天能拉出十个、二十个的。死了之后就扔到沟口大河摊子上。快死的就往家送,在三岔口坐小火车,大冬天就穿着单衣单裤,都冻死了,赶着走赶着往下扔,一个也没回去”。“都是南方人,这山上的洞子全是他们修的,庙沟那些事,是我亲眼看见的,那里都有,都穿着八路军的衣服,说话听不太明白。我就问他,你们是干啥的,他说:‘‘我们是八路’,在哪打仗被俘的都有,哪个部队的都有几个,还有一些妇女,一天从早到晚干活回来,席棚用刺刀拦着。人全都没了,不知上哪去了。”

 

一位当地知情者张福忠(1935—1945年在勋山要塞种菜)告诉我们说:“1942年8月,日军从华北抓来三千多战俘修筑勋山要塞,一天深夜,一名姓王的战俘营长带领部下几百人向苏联境内突围,守备队枪声响了半夜。在边境监视队和巡逻队的追击下,堵住了向东突围的去路,这时他们失去首领乱成一团,而且又迷失了方向,误把一条内河当做中苏界河,伏在河边一带,被巡逻队机枪火力死死压住,天亮后,包括王营长在内的所有战俘全部被守备队处死。苏联边防军在界河对面也看到了这一悲惨的场面……”

 

据当年在日军部队任翻译官的卢广仁说:“1942年10月初,有一批国军战俘713人被押送到小乌蛇沟守备阵地。一天拂晓前有9人(班)逃跑,恰巧碰上了边境监视队在执行任务,又将他们全都抓捕。经审查,九人称在这里吃不饱又挨打,确实受不了罪才逃走,他们年龄最大的25岁(班长),最小的17岁。他们供出是第三战区顾祝同部下。冈村队长为防止劳工再逃,下令要河边小队长惩治战俘,把年龄大的那个吊起来打死了。年龄小的就扔进狗圈里咬死了,当他被狗咬的时候还一边哭着一边喊道“快把我放出去,我不跑了”,其余的都锯断了一条腿,流血过多而死亡。当时战俘当官的都在场。死的确实很惨,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悲惨的场面。”日军还在“特殊工人”内部安插思想软弱,贪生怕死的战俘做暗线随时掌握内部的言行和动静。“特殊工人”稍不顺从或者有某种动向,就会遭受到严厉的毒打和血腥的镇压。尽管这样,战俘仍不断地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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